梅娘走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位精明慈祥的老人，这也是一位悲苦却乐观的传奇老人。应该写下一些纪念文字。

  16年前，《梅娘小说散文选集》在北京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帮着做了点事儿，得以与其接触。从书中了解到她原名孙家瑞，所以我一直称她“孙老师”。她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海参崴，她父亲经商的地方，那是一个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杂居的神秘所在。她的母亲就是海参崴的一个神秘女子。太神秘了，连姓名都不知，其出身想必是极低微的。梅娘的漫长一生就以这个神秘开头，她去世了，也带走了许多谜团。与其说她自幼丧母，不如说她身世堪怜。成年后她为自己取笔名“梅娘”，与“没娘”谐音——在这听起来真让人向往的诗情画意的名字后面究竟藏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悲哀啊！

  这位老人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清瘦，但腰挺得很直。她脸上的线条、手指的骨骼无一不宽大粗硬，这当与她做了多年体力活有关；她的双目明亮睿智，举手投足带着东北人特有的开朗劲儿，但与电视上的今日东北人又有些说不出来的差别。一见面她就热情地拉住我的手，唤我“小燕”；她麻利地张罗着请我喝咖啡，吃月饼，拦也拦不住。“试试看！”她诚恳地在旁边劝着我，于是我吞下了一整只双黄月饼！说实话，那馅儿有点走味了。这说明来看望她的人并不少。她家的墙角边堆着不少月饼礼盒，可她孑然一身，给谁吃呢？

  令我吃惊的是她对我这个小字辈除了老字号的客气周到有礼节之外，也拿出了真诚。她主动把港台出版的杂志借给我读，里面的文章很先锋、很前卫，许多文章的主题离不开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人生立场。现在回想起来，她给满脸稚气的我看这些书大约别有深意。毕竟她自青年时代起所写的文字就无一不在关注女人的终极命运。一个女子到底该如何奋斗才能活出自我？这个命题，要强的她想了一辈子，也辛辛苦苦写了一辈子。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她看到《梅娘小说散文选集》的封面时说：“设计得很好，但有一点遗憾，这上面的女孩子穿着古老的服装，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扇关闭了的

  朱红色大宅门前。那不是我。我的时代是新的。”

  1997年的她，77岁了，很少下楼，整日沉浸于写作中，也接待一拨拨慕名而来的客人，我就在她家遇到一位年老的日本来的研究者。她的日常饮食则依赖邻居每日在家门口放下的几把菜蔬维持着。她早年守寡，有三个孩子，唯一幸存的大女儿柳青在加拿大生活。柳青完全不相信我在与她见面前很久就“见过”她。因为我们这代人很少有人完整地看过那部黑白电影《祖国的花朵》。而我偏偏是眼光常常望向过去的一位。1955年，十岁的柳青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祖国的花朵》里饰演中队长一角，戏份很少。梅娘是长春人，我不知导演找上柳青有没有梅娘的关系。那时梅娘的境遇还远没到最糟糕的地步，还是京城一个安安静静的文化人。柳青生在北京，在北京读书，从电影里的表现看，是个成熟度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小大人，总是皱着两道长眉。选她出演能压住一众顽童的“头儿”倒也是知人之选。1997年秋天，从加拿大回国探望母亲的柳青向我一一悉数《祖国的花朵》中小演员们的不同命运。那时的我更关注的倒是她对“出国”这种行为艺术的个人体验。因为我自小成长在象牙塔里，我从小的伙伴绝大多数都学了理工，那时候已经纷纷出去或正在踊跃申请中。我一度感到压抑，因为周围的叔叔阿姨散步时互相问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的孩子出去了没有！”柳青和梅娘的回答让我惊异了很久。原来还有人不是为了学业，为了镀金而出去。这也可见我当年的幼稚。或许根本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或为此纠结。

  “文革”结束后，梅娘已无意亦无力写长篇小说，她偶尔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柳青娘”——和“梅娘”一样，这个名字听起来也美得不得了，来历却同样朴实又辛酸。母女情深，山高水长。柳青当时在长影厂工作，母女团聚很不容易。柳青的两个孩子都是梅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在参与编辑《梅娘小说散文选集》时，我还头一回看到一个称呼：“南玲北梅”。此前两年，张已在海外悄然辞世，饱经沧桑的梅娘却顽强地活着。梅娘与张爱玲是同龄人，她写过一篇短文，记自己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与张爱玲的一面之缘，那时张、梅的风头正健。兰心在大张旗鼓地排演张的《倾城之恋》。张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过梅娘面前，梅看到她肩上披着缀满鲜艳大花的云头……1995年，即张辞世那一年，梅娘正巧赴加拿大探亲，通过当地侨报辗转与张取得联系。梅娘很想见张爱玲一面，闭门独居的张却回答“不见陌生人！”梅娘对我说，她听到这句话，很难过，也很惶惑：“难道我是陌生人吗？”

  属于她们的风华已随着逐渐模糊的历史远去了。或许天堂会给她们提供聚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