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之1940年代

  上燕京大学要考“脑筋急转弯”

  赵蓉

  1927年出生

  1945年毕业于贝满女中

  同年考入燕京大学

  退休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

  我今年86岁，考大学的经历，那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

  1945年，我18岁，在贝满女中（现一六六中学）读高三。尽管学校对高考也重视，但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分文理科，即使到了高三也没有为考大学专门开设什么补习班，老师只是对同学的学习加以鼓励。没有一模、二模，也没有填报志愿的环节。毕业考试正常进行，考试结束，根据学习成绩、兴趣爱好、经济状况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去报名考试。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毕业班同学参观了一些单位，比如医院、学校等，也会介绍一些大学的专业设置情况。

  `班里有些同学报考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我也就随大溜去考，上了英语系。入学一个月，一次作业交上去，教授英文的修女认为我的作业是抄二年级同学的，我很想争辩，又怕那位威严的修女对我产生偏见，心中纠结。恰在这时，也就是这年的9月下旬，忽听同学说，燕京大学将回迁北平复校，部分老师已回到校园，筹备招收大一学生呢。(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办起临时学校。)

  燕大招生的消息，让我们跃跃欲试。在高效率的运转下，经过考试，10月份我们就入学了。燕京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和其他高校一样，也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英语，对我来说，其他科目没什么，只是英语有点难。幸运的是父亲给我一本英语读物，偶然翻到一页，上面有一个词——wedding（婚礼），而英文考试正是这个词——用300字叙述一个婚礼。

  燕大的入学考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考一门智力测验，考题有点像现在的脑筋急转弯，还好我也过关。同时被录取的同班同学有二十人左右。

  我本想报考中文系，但听说大学中文系学的是考证、训诂之类，不学文学创作，我觉得枯燥，于是填了新闻系。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主，哪像现在上大学费尽家长心思。邵跃先 X045

  我的高考之1950年代

  “参加完高考就去植树”

  于向东

  毕业于北京六中，1958年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

  1964年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助剂二厂工作，2000年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任上退休。

  说起1958年参加高考，73岁的于向东乐呵呵地告诉记者：“那时候高考可不像现在这么惊天动地的，从家长到社会都高度重视。”

  于向东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北京六中读书，他回忆说，当时班里学习气氛很浓，老师教得也特别好，特别是数学老师， 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数学，所以班里还成立了数学小组，小组成员那时还自学了许多大学的数学知识。

  让于向东印象比较深刻的学校边上的一个小图书馆，“图书馆就在西华门边儿上，那时候家里居住条件都不太好，没有可以安安静静学习的地方，所以很多同学都是一放学就跑到图书馆复习，冬天很冷，图书馆中间生着个炉子相对暖和一些。”

  “我们高考时可不像现在，又怕噪音干扰，又是交通管制的，全社会都很关注，高考那几天和平常没什么区别。高考填报志愿都是我自己做决定，家里没人给什么建议。”于向东说高考前几天，自己也有些紧张，那几天特别热，所以他基本很少吃主食，主要是喝绿豆汤，再搭配个香瓜之类的。

  “高考完我们参加了市里组织的香山植树活动，之后就是等通知。”于向东说他们高考时并不提前发高考成绩，录不录取只能等通知书，发通知那几天，他每天拿个小板凳儿坐在院门口等邮递员。“那天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高兴得我直接跑到学校和同学汇报去了。”

  洪燕杰 J153

  我的高考之1960年代

  考上大学，就成了国家的人

  梁小民

  高考时间：1962年

  高 考 地：山西省太原市

  录取院校：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62年，对于“出身不好”的梁小民，是个绝好的机会。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发表《论知识分子问题》，提出“重在表现，不看出身”的精神，也就是这一年，在阶级斗争氛围仍很浓重的情况下，大学录取“松”了一回：“许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考生，都是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若是换一年，政审只会被盖上‘不宜录取’的章。”

  热爱数学的梁小民，在高中时代是个好学生，还拿过山西省数学竞赛一等奖。不过高一下半年，“不知是哪里来的精神”，高中教育开始试行“两年制”，梁小民与其他一批学习好的学生，被选入试点班，学科也从理科，变成了文科。

  “一开始是不太想学的，但那个年代，组织说什么就听什么，没人有异议。”

  转眼间到了高三——现如今的“高考冲刺阶段”，彼时却没有太过紧张的气氛。据梁小民回忆，高三仍然是以正常课程为主，只有最后两个月，才是高考复习时间。

  因为一位历史老师的缘故，梁小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什么专业今后就业好，这种想法压根就没有。当年我家里人的想法是，考上了大学，就等于成了国家的人。至于今后的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

  唯一的考虑因素，来自老师的调配，1962年高考，全国高考仅录取12万人，因此学校的好学生，志愿报得一定要“平均”，不能集中到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当然，时代特色必不可少：“所有学生的志愿表上肯定都少不了这四个字，‘服从分配’。”

  没有警车护送，也没有父母相陪，家人都不在太原，梁小民自己度过了高考的几天，如今回想，其中细节乏善可陈。

  梁小民并未如愿以偿，虽然考上了北京大学，可他被调配到了经济学系：“当时心态很幼稚，还想转到历史系。看到当年吴晗因为写了一本《胡应麟年谱》被清华历史系录取，我想，不如我也写一个人的年谱……”

  在那个“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梁小民转系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不过却成就了梁小民的一生。如今，媒体提及他的名字时，常常会在前面冠以“经济学家”的称号：“我的经历也说明，大学只是一个出发点，人的未来还要靠自己努力。”吴楠 J210  

  我的高考之1970年代

  复习三个月 考了全县第一

  竹立家

  高考时间：1978年

  高 考 地：山西省临猎猗县

  录取院校：南开大学哲学系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竹立家已经下乡工作了五年时间。

  那是1977年的冬天，许多人并未料到高考的恢复，竹立家也不例外，来不及做准备的他，只得放弃了第一次机会。

  1972年，高中两年毕业的竹立家，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劳动。五年时间，他已经成为大队干部，不过得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后，他没有太多犹豫，立即辞掉了工作，开始复习功课。

  留给竹立家的时间，也只剩三个月而已。

  1978年的高考，定在春季。“那时候应届生不多，参加高考的，往往是城里的工人，还有就是各村的干部。”竹立家已满20岁，可在考生大军中，他还算“小字辈”，连他自己的初中老师，也加入了考生的队伍。

  竹立家喜欢哲学、历史，打定主意要考哲学系，那是一个哲学很吃香的年代，但是真的想找几本考试参考书，却是一件难事。好在亲戚中有中学教师，给竹立家准备了《中国思想史》等一系列图书，“批林批孔”的批判材料，也让竹立家当作考试资料来使用。

  复习资料难找，生活条件也颇为艰苦，每天都是萝卜白菜就热粥，竹立家常常吃不饱饭，就又要到辅导班上课。

  高考日，竹立家恍惚记得是个周三，临沂县有两个考点，家在农村的竹立家，头一天晚上就骑着自行车奔赴考场。没有地方睡，他与许多考生一起，找了一个仓库当宿舍，就这样睡了两晚。

  竹立家的功夫没有白费，临漪县文科状元的名号，让他一时间成为家乡的名人：“当年的高考没有如今狂热，但那时的考生确实有一种信念，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学知识报答国家。”吴楠 J210  

  我的高考之1980年代

  那一年，我们还不懂污染

  张森

  高考地：河北

  1985年被河北大学录取

  目前职业电视媒体人

  如今无处不在的各种污染，如幽灵般侵扰着我们的生活，甚至连小学生都能轻易地说出一二。而在我参加高考的1985年，这样的场景即便是当时最有名的科普作家大概也想象不到，更不要说一个个懵懂的高中生了。可命运偏偏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给〈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大意是澄溪中学附近有家化工厂，经常排放工业废水和有毒气体，严重影响学生和居民的身体健康，要求考生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附近化工厂的情况、申诉理由，呼吁尽快解决化工厂排放废水、有害气体、污染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作文题目，我真的傻眼了。我生活的地方，天蓝云淡、风柔水清，空气里飘荡着麦子和青草的味道。污染是什么？没听说过。工业废水什么样？没瞧见过。有害气体？该不是要像电影里那样戴防毒面具吧？于是，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编造了一通我从未“见识”过的污染……

  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年，我的语文考砸了，我的同学们也几乎都考砸了。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我们已经过上了叶永烈书中的“小灵通”都没有经历过的科技生活；不幸的是，我和我的孩子也都知道了什么是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污染……栗晨 X031

  我的高考之1990年代

  高考、排骨和街边摊

  李加锋

  高考地：山东省平邑县

  1994年被西安理工大学录取

  1994年的夏天好像特别热，在山东平邑县一中读高三的我迎来了自己的命运之年，记得黑板旁边的高考倒计时牌还剩下几十天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食堂里的饭还是一成不变，却感觉越来越难以下咽了——早上是断成了一寸寸的面条，大师傅豪迈地用勺一撇。中午偶尔有排骨，用同学们恶心人的话说：已经被大师傅啃过一遍了，没错，排骨里有一半只剩下光杆一根，别看这卖相，那味道却是相当的美味，肚子里缺少油水的住校生们经常为这八毛钱一份的排骨牵肠挂肚，每次午餐出现排骨就会引发一阵哄抢。多年后的高中同学聚会，只要有人提起这排骨，大家的笑容里就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

  那个时候，住校的女生一个星期大概10块钱的生活费，男生稍微饭量大点的能花到15块，枯燥的学习和寡淡的饮食让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实在难耐，再加上赶上了高考，和现在的父母一样，家人也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多给点钱。手里握着多出来的三块五块，我们盯上了路边摊。路边摊常由夫妻经营，路边搭起一个凉棚，支一个小火炉，三五张桌子就可开张。现在提起路边摊心里常觉恶心，可那时候就是下馆子的感觉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地沟油，不知道还有什么黑作坊，一块五就可以来一份青椒炒豆腐，一斤烤排（老家一种烤制的面食，因一条一条酷似肋骨而得名烤排），直吃得头上流油冒汗，每当这个时候就发自肺腑地感叹人生美好，那真是压抑的高三生活中难得的舒畅。

  不得不提的是，学校食堂在高考那三天突然大发慈悲，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油水，排骨管够，不用排队，但不是原来清汤寡水的样子，一块块拳头大的腔骨，肉多不说，还汪着一层腻腻的油。谁知道长期吃素的肚子消受不了，那几天，我身边很多人拉了肚子，包括我。当年我的高考成绩高出本科分数线四五十分，却没能如愿考入军校，这是不是对我只知道吃的一种惩罚呢？张卉 J167   

  我的高考之2000年代

  一个男生的卷子被撕了

  马甜甜

  2002年参加新疆高考

  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录取

  现就职于教育部门

  高考前一个星期，可以去学校也可以在家，随意。但是去学校复习成了我们的挡箭牌，出门时都跟家里说“去学校复习了”，要好的几个碰个头一合计“去谁家玩去吧”，一玩就一天。晚上回到家里，院里的几个高考生也都是在院子里打球啊、骑车啊，也是在玩。

  个人感觉，只要是正常复习了的人，考前心情都很欢快，因为有一种压力即将释放的期待。没有复习好的就不一样了，在高考后还会被老师当作反面典型拿出来说：我一个同班同学高中每次英语考试都靠“借鉴”同桌答案过关，直到高考英语的前一晚，据说是无计可施，痛哭到了凌晨。不过，他最后“曲线救国”，读了大学也出了国，现在英语反倒是真的很好。

  “前一晚”对我来说也成了个考验。高考之前我一直不紧张，但临考前那个晚上我却失眠了。我妈陪了我一个小时也没作用，最后她自己扛不住先去睡了。而我到凌晨4点才睡着，然后早7点又起床去赶考。所幸对考试没影响。

  高考当天，爸妈陪着我上的考场。我同班的好友更夸张，他们一家三口都穿了红色的衣服，像举办婚礼一样啊，很隆重地一起去了考场。

  高考遇到的一个插曲就是英语听力，遇到了英语听力广播故障，也没有办法重听，同考场的很多人都发挥失常了。

  不过我还算幸运的。跟我同班有个男生成绩很好，但是数学却考砸了——交卷铃声响后，他还在涂改答案，被收卷老师强行收卷，结果拉扯中考卷被撕破。后来这个男生只能复读，翌年才考上大学。

  估分那天，先要回学校拿标准答案。那天回到学校，大家都很轻松，嘻嘻哈哈一番后，我忘了把答案装进书包。等到了家，晚上要自己估分了，我才发现这事，然后就被我爸妈骂个狗血淋头。

  那也得估分啊，我的意思是找同院其他中学的高考生借一份，反正高考标准答案都是一样的嘛。结果爸妈不同意——可能是觉得本校发的答案更可靠吧，坚持要我去找同班同学借一份。

  于是我爸开车，我哭哭啼啼地坐上车，去我好朋友家拿答案，一路上我妈还在旁边不停地数落我，当时我真有打开车门跳下去的心。

  等拿到答案后，因为估分成绩还不错（事实证明，这跟我的高考成绩只差两分），我家的这场战争才平息了。